4.日本。日本在筹措城市建设资金方面充分发挥了政府的主导作用，其主要做法：一是成立开发银行，向基础设施提供长期低息贷款，并诱导民间资本投向基础设施。1951年日本政府成立开发银行，取代在此之前的复兴金融金库，向国内以电力、海运、煤炭和钢铁为代表的基础设施部门提供长期低息贷款。二是制订《临时利率调整法》限定最高利率，确保基础设施的投资效益。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日本政府实行经济自由化以恢复市场竞争，国内几乎所有产品价格都由战后的管制状态变为自由状态，但金融市场利率仍由政府严格管制，此间政府不发行国债，只允许少数大企业发行公司债券，绝大部分企业均通过银行贷款筹措资金。政府采取这种间接金融政策有效地限制了利率水平，降低了基础设施的融资成本。三是实施“租税特别措施”，促进基础设施资本积累。20世纪50年代初实施“租税特别措施”，多次降低法人税，60年代末法人税率才开始回升，到70年代中期仍只有40%，比同期英国、联邦德国、法国、美国的法人税率低10个百分点左右。低税率加速了基础设施企业资本积累，提高了企业的投融资能力。租税特别措施对当时政府重点投资的基础设施实行加速折旧，重要设施进口免交关税，对出口收入实行特别扣除，对企业用利润设置的设备金实行免税，部分重要原材料生产免交企业所得税等。

　　(二)国内主要经验

　　1.上海。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的城市面貌日新月异，是国内城市建设发展最快的典型。在快速推进城市建设的过程中，上海在投融资模式方面的有益探索也走在了全国前列，其成功经验对国内城市建设投融资具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

　　信托模式——上海外环线隧道项目：2007年7月，上海爱建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受上海市政府委托，对上海外环线黄浦江越江工程进行精心策划，面向社会机构和个人投资者推出了国内首个真正意义上的信托产品——上海外环隧道项目资金信托。

　　保险资金模式——2007年9月13日，泰康保险公司旗下的泰康资产管理公司和上海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总公司 简称上海城投 在上海共同签署了《泰康-上海水务债权计划投资合同暨战略合作协议》。在协议中，泰康资产管理公司发起设立债权计划，定向募集20亿元资金，投资于上海城投实施的上海新水源地——青草沙原水工程。该项目是2006年3月中国保监会《保险资金间接投资基础设施项目试点管理办法》颁布以来，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首批试点项目之一，是一项意义重大的金融创新，也是第一次成功地将保险资金引入上海基础设施建设领域。

　　2.深圳。BOT模式——深圳沙角B电厂项目：深圳市政府为解决深圳电力供应不足的困难，充分利用特区开放政策，经国务院批准，在1985年3月与香港合力电力有限公司签定了以BOT方式兴建沙角B电厂的协议。这是我国第一个利用BOT模式进行城市建设的项目。

　　3.珠海。ABS模式——珠海高速公路项目：1996年8月，珠海市政府在开曼群岛注册了SPV公司——珠海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利用美国证券法144A条款，成功地发行了资产抵押债券。该公司以珠海高速公路的机动车收费权作为质押担保，发行了2亿美元债券，并通过内部信用增级的方式把债券分为：年利率9.125%的10年期优先级债券和年利率11.5%的12年期次级债券，债券资金酬资成本总体上小于当时的商业银行融资成本。该债券的发行由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进行策划，该种ABS投融资模式的特点是国内资产境外证券化。这是我国较早采用ABS模式进行城市建设的典型例子。

　　4.合肥。作为安徽省会经济圈的中心城市，近年来合肥市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改革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和创新，并取得了有关经验。合肥市为实现跨越式发展战略，对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投入需求迫切，原有的政府性投资方式难以满足这一需求。在投融资体制改革之前，合肥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有三个融资平台，每个平台规模都较小，最大的净资产不超过20亿元，均没有稳定的现金流，融资非常困难，且以一年期的流动资金贷款为主，银行还要求利率上浮，因此，融资规模上不去，融资成本高、风险大。合肥市通过资源整合，将原分属不同部门的市建投公司、交投公司、城投公司进行整合，成立“合肥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具体从事城市建设资金筹集、使用、管理，代表政府运营、管理城市基础设施资产。市建投集团在巩固传统融资方式的同时，积极创新融资方式，初步实现了政府融资的市场化、社会化和多元化运作。一是改革财政资金投入方式，增加建投集团现金流，提升了建投集团融资能力。2008年合肥市进一步明确，每年拨给建投集团用于城市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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